宏大时期 / 哀悼时期

宏大时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
一方面，整个英国的审美被女王的哀悼法则所笼罩，暗黑、沉重、肃穆的哀悼珠宝风靡一时；另一方面，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辉煌过数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意大利、埃及拂去了时光的尘埃，渐显于世人面前，欧洲陷入了对远古文明的复兴狂热中。
南非钻石矿的发现、电灯的流行引发了人们对璀璨光芒的极致追求，法国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在帝制覆灭前引领了最后的辉煌，又将珠宝艺术推向了另一个极度奢华的巅峰。

19世纪60年代末，全球珠宝材质的版图被一次偶然的发现彻底重写。在1867年之前，高品质的钻石主要依靠印度和巴西的古老矿床，产量稀少且价格极其高昂。然而，1867年南非奥兰治河畔发现了“尤里卡”（Eureka）钻石，1869年又出产了著名的“南非之星”（Star of South Africa）。一场比加州淘金热更加疯狂的“钻石热”席卷了整个南非。

南非惊人的钻石储量让欧洲市场狂喜。曾经只有王室和顶级贵族才能拥有的钻石，现在成为了富裕中产阶级能够触及的奢侈品。19世纪70年代，钻石切割大师Henry Morse和工程师Charles Field合作发明了蒸汽驱动的钻石打磨机，从而让钻石的切割更加精准。Henry Morse宁愿舍弃重量也要追求切割美感和极致火彩的理念，也影响了钻石切工的发展。
伴随煤气灯的普及，维多利亚中期的夜晚变得更加明亮，经过精心切割的钻石刻面被灯光衬托得如此光芒四射，让颜色浓郁的彩宝都黯然失色。因此，钻石不再是仅仅作为彩宝的点缀，而是开始独立成为珠宝的绝对主角。

随着全球化贸易网络的铺开，原材料的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1859年，美国内华达州发现了著名的“康斯托克矿脉”（Comstock Lode），带来了巨大的白银产量，导致银价下跌，促使白银在珠宝制造中被更广泛地用于日常首饰和大型配饰。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直接制作银质首饰，从18世纪就开始使用的金银叠打工艺（Silver-topped gold）在维多利亚时期达到了巅峰。为了最大程度地展现钻石的纯净与闪耀，大量银质底座被用于镶嵌钻石，珠宝的背面则是黄金或是k金，既是为了避免银氧化弄脏皮肤与衣物，也为增强整体结构的强度。

1869年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的正式通航也是维多利亚中期的里程碑事件。这条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航道，极大地缩短了欧洲通往印度、东南亚及远东的航程。东方高品质的珍珠、缅甸的红蓝宝石、印度的祖母绿，以及具有异国情调的远东珊瑚与象牙，得以更迅速、更低成本地运抵伦敦和巴黎。这不仅丰富了珠宝的用料，也进一步推动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元素在珠宝设计中的融合与再现。

如果说浪漫主义时期是缤纷的花朵，那么宏大时期则是肃穆的暗夜。在英国，哀悼珠宝（Mourning Jewelry）成为了这一时期的绝对主流。1861年12月14日阿尔伯特亲王逝世后，维多利亚女王下令举行了一段异常漫长且严格的宫廷及公众哀悼期。
虽然宫廷为外国君主举行的标准哀悼期通常为三周，但为阿尔伯特举行的哀悼持续了数月之久，王室成员则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哀悼。而女王更是将自己的哀悼期延续至了余生。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规定仅适用于宫廷，但社会压力使得普通民众也遵循了这些规则长达数月，甚至长达两年半之久，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必需”。
在女王的影响下，黑色的哀悼首饰在英国长盛不衰。

与中国的三年丧守孝制度类似，英国最重的丧期也长达两年，分为三个阶段：“全丧”（Deep Mourning）持续一年零一天；次丧（Second Mourning）持续九个月至一年；半丧（Half Mourning）持续最后六个月。在“全丧”阶段，不仅要穿黑色的无光泽衣物，连首饰也必须是哑光的纯黑色。
英国约克郡海岸出产的惠特比煤精（Whitby Jet）成为了制作哀悼珠宝的最顶级材料。它质地轻盈，可以雕刻出极其厚重庞大的造型，抛光后呈现深邃的光泽，完美契合了深切哀悼时期的需求。
由于哀悼期过于漫长，哀悼珠宝需求量巨大，甚至导致了煤精枯竭。各种替代品应运而生：包括爱尔兰的黑色沼泽橡木（Bog Oak）、黑玛瑙（Onyx）、黑色珐琅，甚至早期塑料的雏形——硬化橡胶/硫化橡胶（Vulcanite 或 Gutta-percha），后者通过倒模可以极其廉价地大批量仿制出如同煤精般的复杂雕花首饰。

进入“半丧期”之后，社会礼仪允许女性在衣着中加入灰色、紫色和白色。
深紫色的紫水晶（Amethysts）成为了此时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彩色宝石。其深紫色的色调完美契合了当时社会礼仪所允许的紫色系服装。深色石榴石（Cabochon garnets），尤其是暗红色的素面（凸圆面）石榴石，因其颜色深沉低调，也被广泛用于半丧期的珠宝设计中。
白色和无色的材质也是这一时期珠宝的可选项。纯白的象牙（Ivory）常被雕成“手持花朵”的造型，寄托哀悼与追思；珍珠在哀悼珠宝中被用来隐喻失去亲人的“眼泪”；透明的水晶也符合该阶段的礼仪要求。
虽然受Sir Walter Scott写于1829年的小说《Anne of Geierstein》的影响，欧洲社会一度迷信欧泊会给主人带来厄运，然而，维多利亚女王对这种宝石情有独钟。她并不相信这个传言，坚持在自己的珠宝首饰中使用欧泊。作为当时备受女王喜爱的宝石，欧泊（Opal）同样被列为少数半丧期允许佩戴的彩色宝石之一。
随着哀悼渐入尾声，礼仪上也允许适度使用祖母绿（Emeralds）、红宝石（Ruby）和钻石（Diamonds），以及玳瑁（Tortoiseshell）等材质。

1850s，湿板摄影法（Collodion humide）的改良大大加快了曝光速度，降低了照片成本，出现了一种叫做“名片照”（carte-de-visite）的小型肖像照，尺寸和上个世纪90年代流行的大头贴差不多（对，百年前这种东西就流行过一遍了）。它大大降低了私人肖像的制作成本，使中产阶级也能拥有亲人的小型画像，因此迅速从法国蔓延到欧洲，又流传到美国。在美国内战期间，名片照被广泛使用，因为许多家庭都希望在亲人奔赴战场前留下纪念品。
因此，能装入亲人肖像、头发的吊坠盒（Locket）在这一时期受到狂热追捧。大型椭圆形的宝石或珐琅Locket非常受欢迎，表面常饰有字母组合图案、星星、昆虫、带扣或蛇形图案。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还出现了表面经过錾刻处理的银质相片盒。

摄影和珠宝的交集并不止于此。
1850s，John Benjamin Dancer发明了微缩摄影，即将常规尺寸的物体拍摄成极小的影像。他实现了160:1的缩小倍率，让一张照片可以展示在针尖大的胶片上。要看到这样微小的影像，需要借助显微镜，所以这种神奇的照片一开始只能是富人专属。
法国人René Dagron敏锐地看到了商机，他发明了斯坦霍普镜（Stanhope）——一种长约8毫米的玻璃圆柱，圆柱的一端被磨成凸面形状，另一端粘有微缩胶片，无需借助显微镜，那些隐匿的照片变得肉眼可见。
1859年，这项技术在巴黎国际博览会上推出，三年后，René Dagron在伦敦国际博览会上再次展出了他的设备，并获得了“荣誉奖”，他还将这些设备赠送给了维多利亚女王。这让Stanhope珠宝和小物件风靡一时。迷你的圆柱体被安装在珠宝吊坠、戒指、怀表钥匙、微型单筒望远镜、笔架、军刀、开信器和针盒......中，除了主人之外，无人知晓其中的乾坤。

在英国一片阴暗沉肃的时候，隔海相望的法国，拿破仑第二帝国的皇后欧仁妮开始以其精致优雅的品位，引领欧洲的时尚。
欧仁妮皇后钟情于复现新古典主义的荣光，这不仅是她推崇的玛丽·安托内特皇后引领的潮流，更是拿破仑一世偏爱的风格。作为外交场合上重要的视觉外交手段，同样的珠宝风格暗示着一脉相传的拿破仑帝国，有助于让通过政变上台根基尚浅的拿破仑三世夫妇融入欧洲传统君主的圈子。
在拿破仑第二帝国时期，迟来的工业革命高峰点燃了巴黎，法国的国力蒸蒸日上，文化进入大繁荣时代，雄心勃勃的皇帝夫妇试图让巴黎夺回世界时尚之都的美名——没什么比举办一场世界博览会更有说服力的了。
欧仁妮皇后将包括钻石和她最钟爱的祖母绿在内的法国皇室珠宝，按照路易十六时期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进行了重新镶嵌和设计，还专门打造了一顶无与伦比的金鹰后冠（就是在卢浮宫失窃案中侥幸追回但受损的那顶）。在1867年举办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新古典主义风格珠宝被作为重要展品大量展出，与当时同样盛行的新文艺复兴风格（Renaissance Revival）、考古复兴风格（Archaeological Revival）交相辉映。
在这场人类文明与发展的盛会上，John Brogden凭借其珠宝作品荣获金牌，这也代表着新文艺复兴风格和考古复兴的珠宝站在了时代潮流之巅。同时，1867年巴黎世博会还登场了一种新的风格——埃及复兴风格（Egyptian Revival）。

19世纪中叶，亚述文明的发现，庞贝（Pompeii）和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系统性发掘，以及伊特鲁里亚（Etruscan）古墓中出土的精美金饰，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崇古热潮。
到了1858年前后，以卡斯泰拉尼（Castellani）家族为首的意大利工匠成功复原了古伊特鲁里亚的炸珠工艺（Granulation）与金银细丝工艺（Cannetille）并大力推广，这使得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佩戴极其逼真的古希腊、古罗马及伊特鲁里亚复刻珠宝成为了欧洲中产阶级和贵族的最前沿时尚。
匠人们追求极致的古典考古准确性，大量复制发掘出土的双耳酒罐、骨灰盒以及古典神话浮雕。古希腊的酒神、美杜莎头像、古罗马的硬币、伊特鲁里亚的微缩水罐（Bulla）等造型被原汁原味地复制或再创作，极具知识分子气息的考古复兴风格（Archaeological Revival）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迎来全面爆发。

19世纪中期，法国人Auguste Mariette在埃及的考古大发现、1867年世博会上令人震撼的埃及古物展出、苏伊士运河的通航（1869年）共同推动人们对神秘的埃及风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大量以圣甲虫（Scarab）、荷鲁斯之眼、猎鹰、法老头像、莲花、古埃及象形文字为核心元素，并结合色彩鲜艳的珐琅进行创作的珠宝在此时风靡欧洲。
其中，圣甲虫（Scarab）元素恰巧迎合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自然主义风潮。随着埃及考古发掘的推进，古埃及神秘色彩的圣甲虫珠宝在全球范围内被大量生产，成为了埃及复兴风格（Egyptian Revival）最核心的装饰元素之一。

万物皆可做首饰。
鸟笼、铃铛、锤子、锯子、水桶、水井甚至弓箭等微缩工具悬于耳畔，其他诸如风车、灯笼、乐器、音符甚至标点符号，也纷纷化作黄金与宝石，加入了胸针和领带针的行列。

随着中产阶级休闲活动的增加，运动主题珠宝（Sporting Jewelry）应运而生。
最早流行的是马术相关元素，如马蹄铁、猎狐的号角、马鞭、骑士帽、缰绳和马刺。据说法国拿破仑三世在访问英国时购买了一枚马蹄铁胸针，回国后直接引爆了法国的流行狂热。19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门球（Croquet）的风靡，出现了球槌和球门造型的首饰。此外，代表划船运动的交叉船桨、代表垂钓的钓鱼竿配鱼首饰、甚至网球拍也大受欢迎。到了1870年代中期，带有精细滑轮的旱冰鞋、自行车等造型也被制成了精致的小胸针或男士的领带别针。

在维多利亚时期，浮雕（Cameo）极度盛行，人们对与浮雕相反的凹雕（Intaglios）并不热衷，尤其是在1840年邮票发明之后，人们不再需要用凹雕印章来封蜡，传统凹雕艺术一度走向衰落。但一种特殊的凹雕工艺——“水晶反向凹雕”（Reverse Crystal Intaglios）凭借其独特的立体绘画感，成为当时新奇/趣味珠宝和运动主题珠宝中的亮点，成功地让凹雕技术在维多利亚时期以一种全新的娱乐化面貌获得了重生，并一直流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工匠在打磨成半圆形的水晶底部进行极深的反向雕刻，然后在凹槽内进行精细的手工着色，最后用珍珠母贝（Mother-of-pearl）封底。这种做法能营造出极其逼真、如同将微缩实物封印在水晶中的三维立体效果，常被用来描绘猎犬、狐狸、马匹或微缩的狩猎场景，大量被用作男士的衬衫饰钮、领带针和袖扣，针对女性的设计通常以花卉或人名缩写（Monograms）为主题，它们被广泛镶嵌在女士的胸针和吊坠中。
随着这种工艺在市场上的大热，很快便催生了大量用玻璃粗劣倒模铸造，甚至是直接在半球形玻璃底面粘贴彩色画面的仿制品，这些低端玻璃仿制品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真正水晶反向凹雕的市场。

总体而言，维多利亚中期的趣味珠宝和运动珠宝脱离了哀悼期的沉重，记录了当时工业革命下新兴中产阶级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它们以幽默、奇特甚至略带猎奇的审美，完美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休闲娱乐的追求以及对新奇事物的无限好奇。